沈显二是嘉定农村里的人，农村里人的主要职责是种好那一亩三分地，至于国家政治和什么运动呀，一般来说与其并无多大关系，但这个沈显二可不是这样的“本分人”。他生性奸诈、气度狭窄，动不动就与人结怨，且事后一直耿耿于怀，图谋报复，谁要是摊上他，可倒大霉了。对于一般村民而言，要想避开沈显二这个瘟神尚能做到，可对于村干部里长顾匡来说可难了，国家徭役的签派、夏秋税粮的征缴等一系列的基层准备工作，都得要他一家一家地上门宣传和发动。记不得到底哪件事情，里长顾匡没做到位，让村民沈显二从此怀恨在心了。见到全国性的“尽逮积年害民官吏”运动正在展开，狡黠的沈显二顿时有了灵感，他来到隔壁邻居周官二家“闲聊”，说起朝廷正在开展运动，要尽逮积年害民官吏，我们何不乘着这个机会，将平日里老催咱们缴税纳粮的里长顾匡给逮起来，作为“积年害民官吏”送上去。这样，一来从此以后就没人再敢来催逼我们，二来捉拿了“积年害民官吏”，朝廷还要好好地奖赏我们，听说我们嘉定北边的常熟有个农民就因为捉拿了“积年害民官吏”而被洪武皇帝奖赏了万元宝钞呐。周官二听到这里，终于被说动了。随后两人一起动手，将当地的里长顾匡给绑了起来，押着他前往南京。
同村的耆宿曹贵五等人听说后很为惊讶，虽说朝廷正在开展“尽逮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可我们村里的里长顾匡还没有什么大的害民行为呀，他出来做些催税纳粮的工作是其本分，也是朝廷要求这么做的。这个沈显二太奸了，一旦真的将顾匡送到了南京，我们这些村干部和村里人就别想再过太平日子咯！想到这里，耆宿曹贵五立即动身，向南京方向拼命赶去，终于在苏州阊门赶上了沈显二等人，并对他们进行了劝导。谁知沈显二却似一根木头，什么也听不进去。耆宿曹贵五只好将带出来的自家钞150贯、绸1匹及银钗银镯等财物奉献出来，沈显二这才同意放了里长顾匡。顾匡是个胆小的人，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当做“积年害民官吏”，从嘉定弄到了苏州，这影响够大了，尤其这样没头没脑地回去，倒不如自己上南京去说说清楚。想到这里，他就直接继续往西前行。耆宿曹贵五看到自己劝和了半天得到这样的结果，顿时也感觉问题越来越复杂了。顾匡继续进京，势必要将自己这个劝和人也带去，与其被别人带去，倒不如自己也去说说清楚。于是他就与顾匡商议，一同进京。在旁的周官二看得傻眼了，怎么会一下子变成这样？原来是我的邻居沈显二太奸了，他倒好，拿了耆宿曹贵五的钱物逃走了，我反而也变得说不清楚了，与其这样，倒也不如与曹贵五、顾匡一起上南京去说说清楚。至此，三人“达成一致”，共上南京。
而就在这时，携带意外之财逃得不远的沈显二听说，3个同村乡民没回嘉定，而是继续西向前行，他顿感不好，事情到了这一步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我能跑哪儿去？算了，不如也随他们3人一起上南京去说说清楚，说不定我还能被从轻发落呐。想到这些，沈显二也调头向西走，在淳化镇追上了周官二、顾匡、曹贵五3人。不见也罢，见了冤家沈显二，3人气不打一处来，后经一番合计，觉得事情弄到今天这般田地，一切之一切都是由沈显二这个奸人首先做的孽，倒不如我们将他给绑起来，作为“积年害民官吏”给送上去，这样也好解解气。于是最先设局的害人者沈显二瞬时变成了“积年害民官吏”，尽管心里火啊，气啊，可没办法，自己已经被人给捆上了，怎么办？就让人给送上去？诬陷乡人、拿人钱财，我都干了，3个证人，即使有一百张嘴我也翻不了这个案子啊，倒不如找个机会逃了算了。
再说周官二、曹贵五、顾匡3人自捆住了沈显二后心里爽透了，喝点酒，好好休息一下，再上大明通政司衙门去告状也不迟。人的身心一旦放松了，往往会将眼前潜在的危险也给忘了。沈显二看到3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就偷偷地磨掉了身上被绑的绳子。就在被押往通政司衙门的路上，他找了个机会，逃了。俗话说：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鸭。现在连那只“鸭”也没了，这可怎么办？有人已经在通政司衙门那里通报了，洪武朝廷可不是好糊弄的，动不动就要出人命，这，这，这……3人急得团团转。就在这过程中，周官二和曹贵五相互使了个眼色，然后立即动手，将最先被当做“积年害民官吏”的顾匡给捆了起来，来应付眼前的窘境。这下顾匡可比窦娥还要冤，你说这周围的人哪个是可靠的啊？也容不得他多想了，通政司官衙里的人早就不耐烦，问案开始了。时至今日，顾匡只好豁出去，原原本本将事情的经过给复述了一遍。
一场由“尽逮积年害民官吏”引发的闹剧终于真相大白，洪武帝听了底下人汇报的案情后气得胡子都抖了，当场说道：“民有奸顽者若是，所设计谋，寻常语言说出来，人也早晚不能晓解其计。似此奸顽，四人皆枭令示众，籍没其家！”
��延安府甘泉县领导真“聪明”，将上面催办公务的府衙领导当做“积年害民官吏”给逮了，正做着美梦时，却迎来了死神看了上述案例，有人可能要这样说：这些案子都发生在当时的京师地区，哪朝哪代京师不是“政治向化”的模范区域？因而大可不必为洪武时期嘉定等地开展的“尽逮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升级与异化而感动惊讶。那么正是仅京师地区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我看也未必，不妨再看下面例子：
陕西省延安府甘泉县在普通人的概念中肯定很陌生，可洪武中晚期这里发生了一起较大的案件，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甘泉县地处比较偏僻，自然条件不好，那里的百姓收入很少，加上出任该县的知县郑礼南是个没有什么道德操守的人，所以尽管当时洪武朝廷一再予以当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但这个县还是拖欠了国家大量的税款。洪武十八年时“尽逮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展开，由于运动概念比较广泛，甘泉县的上级主管衙门延安府不敢马虎，尤其是对长期拖欠国家税收的下属县衙看得特紧，前后48次下发公文到甘泉县去，催促他们赶紧将洪武十八年及其以前的拖欠税款给补缴上来。可哪知甘泉知县郑礼南却置若罔闻，一概不理。被逼无奈的延安府衙主政官员只好派遣府上知事李固特地上甘泉县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顺便让他暗中调查一下传闻中知县郑礼南贪赃之事，并反复叮嘱：不要直接上甘泉县衙去，防止郑礼南他们以“尽逮积年害民官吏”，倒钉一耙。
就说知事李固这个人还挺不错的，他忠实执行朝廷与知府大人的指示精神，到了甘泉县境内就歇脚在抚安驿站，然后再派人上甘泉县衙去，通知知县郑礼南和主簿娄本前来问话。
再说甘泉县衙听到来人报告后，知县郑礼南压根儿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吩咐主簿娄本去面对知事李固，他自己则一心继续搞他的经济创收。
要说这个叫娄本的县主簿（可能相当于县委办公室主任）可是个人物，他接受了县老爷的命令后，立即召唤了20多个县里衙役和打手，气势汹汹地冲向抚安驿站，“将知事李固扯去纱帽，揪住头髻，再三揉辱”，最后还将他当做“积年害民官吏”，关押到了甘泉县衙里。
事情越闹越大，延安府闻讯后上报给了洪武朝廷。朱元璋下令严厉处置甘泉县的真正害民官吏——知县郑礼南与主簿娄本等。
正当甘泉知县郑礼南与主簿娄本执导害人闹剧之际，距离其上千里外的夔州府下属的开州，其地方父母官郭惟一也以逮“积年害民官吏”为名，精心设局，害人害民，最终却也害了自己。
��开州同知郭惟一讨厌“破坏地方安定团结”的耆老董思文，将他打成“害民官吏”，结果弄出了4条人命郭惟一是开州同知，按照朱元璋早期政权的规制：“州同知视府通判”，因此说郭惟一是开州很有权势的地方副职领导。那时的大明正在建国创业，恢复经济与社会秩序，作为地方副职领导的郭惟一理应协助主政官搞好开州建设，可他“惟务设计脏贪害民”。见此，开州耆宿董思文等看不下去了，几次找机会对他进行劝谕：“同知大人，你看当今朝廷中央已经多次下文，以安民为本；洪武皇帝还亲自御制了《大诰》，将全国各地官吏害民的事情公布于众，这就是要官场上的人们引以为戒，同时也告诉百姓们，遇到官吏侵害时不要怕，拿了《大诰》进京告状。所以以小老二之陋见，大人您就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了，要改弦更张，‘务要安民’啊！”
“什么，什么，你这个老头，说本官没有安民？来人呐，将这个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乡野村夫给我轰出去！”刚说完，只见衙役们操起了家伙，直往董思文这边打来。董老头哪见过这样的阵势，赶紧跑走。
按照洪武皇帝的设计，作为编制外的“半公务员”地方耆老主要是负责地方教化，协助当地官府做好社会治安、税粮征收等工作，也有规诫地方官员之职责。而洪武时期的耆老又大多比较正派，甚至有的还有点迂。董思文就是属于迂的那一类，见到开州同知郭惟一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心急如焚，后来又几次前去规劝，可毫无作用。那怎么办呢？董耆老一根筋到底了，既然洪武皇帝号召大家学习《大诰》，规诫官员，可这官员不听，还在害民，我发现了不去南京举报，这是我的失职啊！想到这些，董耆老带上《大诰》由开州启程，向东边南京方向进发。可他还没走出开州地界，郭惟一就听人来报：“同知大人，大势不好，董耆老要上南京去告御状了！”郭惟一听后恶狠狠地说道：“嘿，想跟我斗，该死的老头，你有什么呀？小心我玩死你！”随即带上几十号衙役火急火燎地追赶董思文。老人行动慢，没多一会儿，就让郭惟一给追上了，随即被押了回去，当做“害民官吏”收监在禁。
至此，郭惟一还没有从愤怒中缓过神来，你董老头不知好歹，想跟我玩，我不仅要整死你，而且还要将你的一家人也弄得不得好死。不久他下令，将董思文一家四口全部当做积年害民官吏拘押起来，百般虐待。不多时，活生生的四条人命都给郭惟一“玩”没了。
听到亲人去世的噩耗，董思文的侄儿悲愤交加，但又不敢大声哭诉，只好偷偷地找了个机会，溜出开州，直赴南京明皇宫，将董门惨案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朱元璋听后命人立即赶赴开州，捉拿罪大恶极的积年害民官吏郭惟一等，然后将其“枭令示众”。
就在西北各地接二连三发生让人哭笑不得的“尽逮积年害民官吏”的事件时，大明东南地区也在演绎着相似的故事，所不同的是故事版本要“高档一点”，演绎起来更富戏剧性一点。
文章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