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北平布政使司（即后来的北京）下辖的乐亭县（即今天的河北省所属的乐亭县）的主簿汪铎（可能相当于县委办公室主任）在“佥派徭役”时没控制住自己的私欲，乘机捞了一把，不曾想招来了大麻烦。按照大明规制，县主簿的工作是具体落实和布置上级下派的工作，因此说，这是个很敏感、焦点很突出的工作岗位。如果你做人坦荡荡，即使再复杂的工作、再复杂的人脉关系，总不会引起官场大地震吧。问题就出在汪铎自己不正，前面已经讲过明代的三等人户徭役佥派制度，那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从朝廷的政策来看，徭役佥派就是按“上丁、中丁、下丁”不同户等分别派遣到不同的地方从事“重役、中役和下役”的徭役，问题出在：第一，“上丁、中丁、下丁”不同户等定出来谁能说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譬如介于“中丁、下丁”之间的人户给定了“中丁”，就好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户“富农”，它原本介于“中农”与“富农”之间，可最后定成分时给他家定了“富农”，结果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倒大霉了，人家能对你官方的人不反感吗？第二，在户等成分本身定得不容易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再派这些不同成分的农民去从事对应的徭役，就会出现很多状况。譬如这些农民中本身家境不好却因定了高户等，无法去完成徭役，或者家中不能走掉这个“丁”即青壮年人，或者这个“丁”最近身体不适，等等，各种非正常情况有时很可能都集中在一起。大明帝国也有规定，如果自己应服徭役但又无法应役，那就出钱雇人。但雇人是由官府出面去雇的，各地价格不一，即使是同一个县不同时间段的雇价也不一样，一般就由县主簿去操作；问题的第三个焦点出现了，乐亭县的主簿汪铎是个贪婪的人，想乘机捞一把，于是就作出了这样的“价目规定”：凡是自己不能去服役的农民，每人要交纳5匹绢的费用。这5匹绢按照当时洪武年间的官方银、绢、粮折价的话，就相当于大约6石米，而当时一个知县（正七品）的每月工资收入有人折算下来大致是7.5石米，县主簿这个当时最低级别的公务员每月工资也只有5石米。乐亭主簿汪铎贪就贪在这里，要每个不能服徭役的农民缴纳相当于他们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和积蓄，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怎么能一下子拿得出来呢？人们愤怒了，在一个叫赵罕辰的耆老带领下，乐亭县三四十个农民一起行动起来，将主簿汪铎为首的几个贪官污吏捆了起来，押送京师南京。在走出乐亭县城40里地时，汪铎终于后悔了，他向赵罕辰求饶：“我从14岁开始读书，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考了出来，当了个最小的公务员，你们这么一搞，我这一生全给毁了，你们就饶了我这回吧。”但长期受气结怨甚深的赵罕辰等农民岂肯买账，他们坚持将汪铎等八九个贪官污吏押赴到了南京，交予朱元璋处理。
可以这么说，洪武年间在朱皇帝的倡导与支持下，通过采取非常规措施，构建特殊的政治“绿色通道”，鼓励大家造贪官污吏的反，从而使得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以确保和维护，大明也由此出现了相对的“宽民”环境。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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