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德时期，国内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财政的重新组织和特别救济措施的实施，尤其是在长江下游的苏州和松江等府。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承担着极为不公平的税赋负担。尽管洪武帝后来下令减免这些惩罚性税赋，但直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苏州的税赋份额仍高达281万担，约占全国田赋总数的十分之一。而松江地区，尽管土地面积仅为苏州的四分之一，但其税赋却几乎达到苏州的一半，占田赋收入的4.14%。在成祖的统治期间，为满足迁都北京、对外征战和海外远航的巨额支出，平均每年的田赋收入提高了约10%，这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地区的税赋负担。
面对“赋税过重，江南尤甚”的严峻局面，明宣宗果断采取行动。他派遣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松等地，调查实际情况。周干的调查报告揭示了这些地区人民因赋税过高而流离失所、贫困潦倒的悲惨境遇。明宣宗深受触动，为确保朝廷财政收入和巩固国家赋役基础，他在宣德四年下令对官田改科减征，并在七年再次减征官田税赋。此外，他还于宣德五年派遣才干出众的重臣周忱到江南地区督理税赋。
周忱（1381～1453年），字子恂如，江西吉水人。他在永乐二年成为进士，并在刑部担任郎官长达二十年。由于他的卓越才能，户部尚书夏原吉对他赞赏有加。在宣德五年，通过大学士杨荣的推荐，周忱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江南。他一上任便深入民间，与父老乡亲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疾苦和需求。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忱以苏松两府为突破口，逐步将自己的改革愿望在江南地区付诸实践。他针对粮长制的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规范税粮征收过程中的斗斛使用、简化粮长领缴勘合手续、设立水次仓以便利税粮收纳和运输、以及严格税粮运输管理等。这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粮长在征收过程中的舞弊行为，确保了国家税收的完整。
同时，周忱还对税粮漕运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他摒弃了原来由农民各自运输的方式，改为由民船运至淮安或瓜州交兑官军、再由官军接运至通州的兑运方式。这种改革既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又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周忱的改革中，济农仓的设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一举措，周忱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可以自主支配的地方基金体系。这一体系在不增加百姓赋役负担的前提下，既保证了封建朝廷的赋税收入，又能够弥补地方公务、救济、公益事业等费用及里甲支费的不足。济农仓的设立为田赋改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后来金花银的征收和田赋折征奠定了基础。
周忱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支柱是加耗均征即平米的推广实施。他通过奏行《加耗折征例》，实现了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的税粮加耗均征。这一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百姓的税粮负担，但也保证了国家田赋收入的稳定和地方官员公务性支出的充裕。更重要的是，它大大减轻了地方官员对百姓的额外勒索，因此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接受和支持。
周忱改革的真正高潮是在正统以后实现的田赋折征。在宣德中期，周忱已经奏准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税粮折纳征银的先例。到了正统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金花银征收面积的拓展，周忱的改革以田赋折纳的方式向减轻官田重赋的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他奏准允许苏松等府的部分税粮可以纳金花银和布匹折税，使得耕种官田的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同时，由于田赋征收方式的改变，官、民田税户负担逐渐达到平均，并向前推进了一步。金花银逐渐成为调节平衡官民田土赋税负担的重要手段。
除了上述改革外，周忱还对马草征收方法进行了改革。明初马草依田粮派征，从江南地区运往两京的马草沿途劳费巨大，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周忱奏请输往北京的马草每束折钱三分征收，输南京的则就地买草。这一改革大大减轻了税户的负担，也体现了周忱以民为本的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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