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哪个王朝，能够如明朝万历时代一样，把几十年的时间放在一场滑稽的争论上，也没有哪个王朝能够如万历时代一样，令一个国家在几十年间完全荒废。
“罢工”的皇帝，“怠工”的王朝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会像明朝的万历皇帝那样，有意地“罢工”，坚持数十年不上朝，也没有哪个朝代的臣子会像万历朝的大 臣一样，为了一个立太子的问题而纠缠不休。大明王朝就在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这场“罢工”与“怠工”的纠缠之下，呈现出了衰亡的迹象。
被个人情感羁绊的帝王明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确算不上是一位有所为的帝王。
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他实在是拿不出一点儿开疆拓土、威加海内的丰功伟业，就是与他的祖上洪武皇帝相比，也相差甚远。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万历皇帝的文学造诣也乏善可陈，史家也未曾为他留下相关方面的毁誉文字。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文学见长的帝国，一个皇帝，如果不会将他的 国家打理得太平无事，但若是在文学或绘画方面有所建树，后世在评价他的功过的时候也许可以为他的失职找到一点儿理由，例如南唐的后主李煜。万历皇帝在这两 方面似乎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是，万历皇帝又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无论是野史还是史学家的研究中，他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人们记得的只有那几个因为某种功业而名垂千古的。大多数人的命运，乃是异常凄惨和悲壮的，当然除去少数穷奢极欲的例外。他们的悲惨命 运在于他们自身的气质和能力根本不适合，同时也不能胜任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皇帝这一职位，挣扎在求有为而不得，求无为而不能之间。
翻一翻中国古代历朝帝王的家谱，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许多位这样的人物。在每一个新朝代走上正轨之后，只要继承制度不受到挑战，总会有一个人相应的被自动送 上履行帝王职责的职位，不管他是否准备好能切实履行这一职责。万历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翊钧岁登基，在此之前，他一直接受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教导。慈圣太 后教子极为严格，当翊钧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每日要在寅时被太监叫起去听张先生的授课。这个时候大概就是现在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
张先生对小皇帝的授课也丝毫不苟，一旦翊钧在背诵经史课本时有错或是瞌睡，张先生一定会拿出严师的身份加以斥责，甚至是罚打手板心。这种经历在翊钧成年 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对张先生非常敬畏。张居正身居内阁首辅多年，与翊钧皇帝重视他们多年来的师生情谊分不开。然而这种敬畏感也并非自始至终表现为对 张先生的爱护，多年以后，张居正被清算，他对小皇帝的铁面无私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翊钧想起幼年与张先生上课时的情景，不能不有一股怨恨。
1582年是翊钧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三月，他曾在一天册封过九位嫔妃，其中就有一个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后来的郑贵妃。郑贵妃当时不过14岁，然而翊钧却对她一往情深，并且至死不渝。
郑贵妃喜欢读书，同时也不像其他的妃子对翊钧只有敬畏和服从。在某种意义上说，郑贵妃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皇帝，而是当成一个男人来看待。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参佛，甚至把他们愿意生死同穴的誓言书写下来放置在锦盒中。
爱情让翊钧对郑贵妃许诺将他们的儿子封为太子。然而自小受到的这种不违纲常伦理的教育在翊钧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他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真正履行这一诺言。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竭力维护他与郑贵妃的爱情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在立太子一事上有意识地与群臣对抗。
但是，即使到1620年他以57岁的年龄驾崩时，他也始终没有能给予他宠爱的郑贵妃他想给予的一切。他们生死同穴的誓言也成了一句空话，他生前未能好好 爱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死后也不能和她葬在一起。陪在翊钧身边的是他一生中从未爱过的孝端皇后王皇后，而他所爱的郑贵妃则在死后孤零零地安葬在另一处皇陵 中。
“罢工”皇帝的病态人生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庭隔绝”。
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 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但是学者们也认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当然，身体虚弱的背 后，是他个人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 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 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 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 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 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 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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