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大量西方的先进事物通过口岸城市传入中国，其中，近代的出版和传媒业接踵而起，成为人们了解大千世界的新的来源。更多的西方思想和文化，通过这个渠道传播到全国各地。
“在那些日子里您每天都要想出点新花样来侮辱我，这些侮辱可以说我都愉快地接受了，因为除了这种侮辱是您始终爱我的证据以外，我似乎觉得您越是折磨我， 等到您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您眼里也就会显得越加崇高。不要为我这种愉快的牺牲精神感到惊奇，阿尔芒，您以前对我的爱情已经把我的心灵向着崇高的激情打 开了。”
1899年，人们都在为这样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的命运而感动，而就是冷红生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故事。这本由外国作 家所写的小说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今天的人们是从电视中了解到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而那时的人们则是通过书籍看到了美利坚共和国 的场景。
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从教科书说起。1877年上海基督教会将原来的益智书会改组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算术、历史、地理等课本供教会学校使用，而当时清廷还没有新式学校，所以这可以算作是中国有正式教科书的开始，被我们一直沿用至今。
洋务派对于西方书籍的翻译出版，始于京师同文馆，1886年又设纂修官二名，负责编辑出版事务。各种书籍均自译、自编、自印，并免费分发国内官员。同文 馆在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之前，翻译图书200多部。其中1863年，丁韪良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 出版。李鸿章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也译出各类西书上百种。
维新派时期主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 制考》都是该局刊印的。当时的书局也非常注重提高效益，除了门市销售外，还兼办邮购业务，读者可函购各种书籍。书局雇有送书人员数人，读者购书后可送书上 门。书局还规定购书数量多的可享受一定折扣优待，如规定购买《中西学门径》50部以上一律9折，300部以上一律8折。书局对图书宣传推广也是非常重视， 成立之初就在《湘学报》、《知新报》刊登广告，还在《时务报》第五十期起随报附送《大同译书局书目》。1898年初先后在《申报》刊登新书广告等。
革命派主要是以宣传民主革命的书籍为主。“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陈天华蘸着革命激情挥笔写下《警世钟》、《猛回头》等著作，以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是由革命派刊印的。
而中国近代出版行业的日趋成熟，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发展。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久的出版机构。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至北京。商务印书馆至今仍然是图书市场中极具权威性的出版发行机构。
出版业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书籍。正如我们看到《茶花女》的故事可以流传到大江南北一样，而同时期，还有《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火枪手》等脍炙人口的西方著作传入中国，也让中国人有机会接触西方生活的气息。
近代报刊书籍出版业的兴盛，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作用无疑是去了解外面世界的故事。中国已经闭塞很久了，八股文对人们的毒害也很深了，而人类本 身又是一个对外界始终保有好奇与新鲜的，那时的人自然无法通过电视，互联网去了解地球的另一端发生的事情，由此出版业的兴盛是在某一程度上满足了更多的人 去开拓自己眼界的渴望。
更为具有时效性的是报纸。近代报纸最初是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主要是以传教为目的，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将西方办报的模式引入中国。他们更加重视消息、通讯、评论这些新闻要素。读者群也更适合一般民众。
鸦片战争后，更多的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进入中国，1842年到戊戌变法前后，有外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0多种，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比较著名 的有1868年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周刊，主要刊登教义、教务等内容为主，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91年李提摩太接管 《万国公报》，并对报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深受《万国公报》影响，从而逐步走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路。梁启 超还做过一段时间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甚至光绪皇帝也曾聘请李氏这位以维新人士之“先生”自居的西方人担任过私人顾问。
当时，中国还出现了专门的收集新闻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可是当时根据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发稿权，1872年，路透社总社派记者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
国人办报的高潮则是在戊戌变法时期。然而，当时的报纸最初却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是随 《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官绅。而《京报》是当时的官方刊印的报纸，内容多是宫门钞、上谕、奏折等，按次排列，无新闻标题。而后期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明 显有了广泛的市场，仅出版几个月，销量就达一点七万余份。当时鲁迅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之一，深受其维新思想影响。《时务报》对个人消费者还采取了邮寄方式送 报，并针对不同的读者采取了灵活的价格策略。每份一角五分，订阅全年需要四元五角针对不同的区域也采取了不同的收费政策，本埠及主要通商口岸一角五分，直 隶山东河南四川广西每册加寄费二分，东三省山西陕西贵州每册加寄费四分，甘肃云南每册加寄费六分，日本暨欧美各国又东南洋诸岛每册加寄费二分。
而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也是充满曲折的。1903年6月29日，这一天，上海市民纷纷去街上抢购《苏报》，这一天的头条是《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文章里 直呼光绪之名，称当时的皇上为“载��小丑”。不过也是这一天，租界工部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将章太炎、邹容等主要负责人拘留。其实，苏报案的发生并不奇怪， 最奇怪的是它后来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远远比“苏报案”更加重要。当时清廷的打算是要把被捕者处死，不过外国人得知这样的“犯人”按照中国 的法律是“大逆不道”，要遭受“极刑”，如凌迟、千刀万剐等，也拒绝了清廷了这个要求。最后的协商的结果是，清廷可以聘请律师在租界打官司。最后的结果是 初审时判决他们终身监禁，以后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三年、邹容二年徒刑。“苏报案”是中国第一个因言论罪而被政府告上法庭，使得清政府不得不降低身份和他的 臣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打官司。虽然牺牲了一个报馆，但是在舆论上给予清政府一个猛烈的回击。
后期由于同盟会的成立，《民报》成为其代 言，孙中山第一次将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驳斥。由此改良派的《新民从报》与《民报》展开 了中国近代史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为结束。国内的报刊活动又一次活跃起来。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提出了妇女解放与反清 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显示了女性对于革命的热情。
同时，民营报纸业发展迅速。《大公报》虽然属于民营，但是享有极高的声望，1919年 巴黎和会时期，被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一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 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也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
文章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