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登基，宽严相济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82岁，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请求停战，愿向清朝臣服。这一年，十月初三日，他亲撰《御制十全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民族文字书写，刻碑建亭，用以宣扬他的武功成就，以垂久远。
按照高宗的说法，其十大武功计有：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回部”、两次扫荡金川、一次安定台湾及降服缅甸、安南各一次、两度反击廓尔喀。这十大战争，是他执政五十七年之间亲自筹划而取得的军事成就。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深夜，清世宗去世了。他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三天的工夫，年仅58岁。天不假年，尚不足六旬之数，就让他离开了人世。世宗的历史和以他为旗帜的雍正时代，伴随着他的离世而突然结束。
接替世宗帝位的，就是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他的名字是爱新觉罗弘历，是世宗第四子。高宗即位时，刚好25岁。这正是人生中充溢着勃勃生机，青春流彩的美丽年华，从事事业的最佳起点。因为他已成年，父亲世宗去世前没有指定顾命大臣，相信他能担负重任，继承他的事业，保证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继续存在下去。
高宗即位之时，清朝已历世祖（18年）、圣祖（61年）、世宗（13年）三帝，共近百年。国内政治与经济形势，远比世祖、圣祖即位时好得多，比其父世宗即位时也要好一些。前卷特别说明，圣祖晚年吏治松弛，钱粮亏空，由废立太子而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党争，困扰着圣祖难有作为，亦没有重大的举措，国家发展的势头陷于停顿。世宗即位后，以极大的勇气和胆略，实行多方面改革，力挽狂澜，匡正时弊，时间虽短，却已收到了巨大的成果。吏治大有改善，政局稳定，四境基本安宁。经济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农业连年丰收，税收增加，如前引“国用充足”，“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圣祖去世时，仅遗留800万两库存银，而到世宗中期，已猛增至6000万两。一句话，父亲去世时，没有给高宗留下重大麻烦。
高宗如同其父世宗即位初大力颂扬圣祖一样，也是不厌其烦地颂扬他的父亲——世宗，而在宣布他个人的施政方针时，则完全表述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想追求。学术界在评述高宗初政时，往往引述《清高宗实录》中的一段话，这里，不妨也引述如下，再提出本书对此段话的分析。
这段话，是高宗在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机要重臣的谕旨中阐述的，他说：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 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徼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
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 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 宽之意相左矣。
各书引证上述文字，有多有少，繁简不一。要之，本意都在主述高宗“宽严相济”的新政方针。
高宗的 这一为政的主导方针，是他即位刚满一个月后宣布的。此后，他又针对臣属对他的方针理解有误，以为他主。宽，遂导致政务宽纵，治理不严，便反复解说他的政治 主张，如说：“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中者，不可胜数矣。”概括高宗历次谈话 和谕旨中的同类内容可知其主导思想亦即“宽严相济”。他把这一政治思想引到哲学理论中，用一个“中”字来解释。何为“中”？过犹不及，恰到好处之谓。既不 严，也不宽，而是介于宽严之间的一种境界。历来为政有宽严之分，两者是比较而言的。很难说有绝对的严或绝对的宽，不过就其基本倾向可以分出宽严之限罢了。 中国历代王朝总结出一条治国原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换言之，治国之道，也在于一张一弛。两者交互使用，不可偏废。以“宽严”说而论，应是宽中有严，严 中有宽，或一个时期主宽，或一个时期偏严，或同一件事，部分宜宽，另一部分宜严，如此等等。这些都须从实际出发，因时因事因地而动，关键掌握一个“度”， 就会营造全社会和熙的政治氛围，才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秩序亦不致紊乱。这些，大抵是高宗“宽严相济”的基本思想。
从上引的文字，不 难看出，高宗提出“宽严相济”的新方针，是对父祖为政的经验总结。他肯定其祖父圣祖与民“休养生息”，行仁政而主宽；但久而久之，成为因循，就难免有“过 宽”之弊；他也赞扬其父生前力图“振饬纪纲”，“吏治澄清，庶事厘正”，此为“因时更化”，目的还是“整肃官方”，“惠爱斯民之至意”。高宗的分析，不失 中肯、公允。圣祖与世宗父子，宽严不同，各主一道，固然有所处环境之别，面临的政治形势也迥然有异；还有两人政治风格、作风、性格之差，也体现在具体处事 方式、方法等，亦不能同日而语。圣祖为政主宽，他倡导“宽则得众”，以“宽仁”待天下而达到天下大治，特别是晚年常以“多事不如少事”，凡事不可细究相标 榜。由宽而纵弛，吏治不严，贪风滋长，如钱粮亏空，不予追究，则助长侵挪、盗用。世宗正是针对这种现状而“严”的。实际上，圣祖并非一味主宽，也常有 “严”的时候。世宗若不以“严”治理，贪风岂能制止？所谓治乱用猛，大治用宽。世宗曾反复解释他的为政方针，专门阐述宽严关系，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一切 都视具体情况而定，他为自己的政治及实践所做的辩解，不是没有道理。近年来，一些论著把世宗描绘成一个刻薄寡恩、心狠手毒的人，未免不妥。比如，他对每年 判死刑的重犯，总是慎之又慎，他本人不愿马上批示，总是把案子重新发回该管部门一审再审；有时暂时不审，等过段时间，冷静下来，再作判断。他反复告诫，人 命至重，死不能复生，故须非常慎重。于此，可看出世宗严谨的仁人之心。他对宗室管教极严，以家法族规处罚了不安分的族人，是完全必要的。他对少数亲兄弟不 法，不予容忍，难免有过当之处，但从严治国，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我们看到，世宗最痛恨不诚实、懒惰、贪婪之人，他嫉恶如仇，对他们绝不姑息。这反映了他 的为人和行事的风格确实与众不同。圣祖与世宗各主一道，却是“殊途而同归”，在各自的时代，都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正如有识之士所评论：“他们的治国之道， 各具千秋。康熙以‘宽’成功，雍正则以‘严’取胜。”持论精当，完全符合他们的情况。即使他们都存在缺欠，甚至曾造成某些方面的严重后果，毕竟瑕不掩瑜， 他们仍不失为时代的政治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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