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与《桃花扇》:洪昇与孔尚任的传奇史诗

在经历了明清鼎革的阵痛之后,随着旧派学者的逝世,也随着清康雍乾盛世的来临,新的文化因素从酝酿中慢慢地成长起来。从康熙朝开始,政治清明,商品经济发达日益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上的复苏趋势日益明显。

最具代表性的是昆曲的兴起。接续明末的风尚,昆曲一直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与此同时,昆曲本身也日益僵化。清初的昆曲演出急管繁弦,盛极一时,而曲坛却流于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等艳情故事的渲染,老套新翻,传奇创作千篇一律,生气索然。这时,“南洪北孔”犹如两颗慧星,划过长空,卓然而立,超迈群伦,成为登上传奇现实主义创作艺术巅峰的两个不朽的艺术典范。他们创作的《长生殿》和《桃花扇》代表了古典戏曲创作的两座高峰,堪称传奇剧本中的双璧,因为洪升是浙江钱塘人,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他们也享有“南洪北孔”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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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七年,洪升的《长生殿》问世。这出描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的昆曲,在京城演出以后,文人雅士,褒誉有加,市俗大众,交口称赞。于是,满城倾动,一票难求,丽词艳曲,传唱街坊,成为当时天子脚下的一大盛事。

洪升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士大夫家庭,家里藏书很多,有“学海”之称。他的父亲很爱读书,也很健谈,母亲是大学者黄机的女儿。洪升小的时候常和自己的表妹、黄机的孙女黄蕙一同游戏,两人青梅竹马,彼此非常融洽。洪升20岁时,两个人亲上做亲,结成夫妻。4年后,赴北京国子监肄业。因未得官职,失望而归。为了衣食而到处奔波。27岁前后,遭“天伦之变的”家难,为父母所不容,被迫离家别居,贫至断炊。康熙十二年(1673)冬,他再度前往北京谋生。两年以后,他的诗集《啸月楼集》编成,受到李天馥和王士稹诸名流的赏识和培养,诗名大起。

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把旧作《舞霓裳》改编为《长生殿》,传唱甚盛。《长生殿》传奇的上卷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定情”写到七夕之夜两个人在长生殿上的盟誓:“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安禄山的叛军杀来了。在出逃的路上,在马嵬驿,面对群情激愤的将士,唐明皇被迫赐杨贵妃自尽。在传奇的下半部,唐明皇深深思念杨贵妃,时时处处睹物伤情。终于,他们在天宫里团聚了。

《长生殿》全剧共50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它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作为情节线索,广泛地展开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描绘。围绕着李、杨爱情的悲剧,通过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上卷作者联系他们爱情发展的过程,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正在酝酿中的国破家亡的巨变。下卷又结合他们的生死离别,抒发了人们兴亡的感慨,同时歌颂了少数坚持民族气节的人物,狠狠鞭挞了在敌人面前摇尾乞怜的民族败类,表现了作家的爱国思想。

然而,作者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只是从劝戒统治者勿贪奢侈过分出发,他认为祸败的起因是奢心,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不可能对唐明皇、杨贵妃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在展开矛盾时还接触到一定的社会现实,到解决矛盾时,便完全凭其主观想象而加以美化。这就造成作品主题的矛盾和混乱。也暴露了作者的阶级局限。

在艺术表现上,《长生殿》继承了《梧桐雨》、《浣纱记》等通过爱情故事反映一代兴亡的手法,特别是上卷以更多的批判态度揭露封建统治者昏庸腐朽和政治上的黑暗,基本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下卷在对爱情悲剧的处理上,通过一些幻想的形式,歌颂精诚感动天地的爱情,这又吸取了《牡丹亭》的浪漫主义手法,但由于缺乏现实基础,显得虚无飘渺,冗漫弛缓。

作者把自己的理想熔铸在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之中,表现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郭子仪、雷海青、郭从谨、李龟年、李白等人物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爱憎。作者又善于从发展角度塑造人物,他细致地描述了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曲折发展的过程,从而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但由于作者有时离开了人物的社会环境、阶级特征来描绘,显得不够真实。

孔尚任(1648—1718),中国历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戏曲大师。字聘之,号东塘,别号岸塘,自称云亭山人。孔子的第64代孙。自幼颇有才名,他通音律,工乐府,爱好诗文,其著述有诗文集《湖海集》、《岸堂集》、《长留集》等。其代表作有传奇《桃花扇》,因与洪的《长生殿》齐名,世称“南洪北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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