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详细描述1919年历史大事件中的”问题与主义”论争，以及这场辩论背后的人物背景和思想内容。
1919年的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之中，西方的文化思潮纷至沓来，使得中国的思想界呈现一片混乱的局面。其中，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因其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而逐渐受到关注。同时，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激烈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间的争论。
1919年7月，胡适作为一名美国哲学家和实验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来到中国。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接触过杜威，并成为了他的学生和实验主义的支持者。胡适回国后，通过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中国公学等机构邀请杜威来华讲学。杜威的到来，使得实验主义在中国迅速流行起来。
然而，胡适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并不认同。他认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具体的个案出发，而不是空谈抽象的主义。他批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反而会误导人们。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研究具体问题比谈论主义更重要。
胡适的这些观点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蓝公武是一名《国民公报》的编辑，他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李大钊则站出来反驳胡适，认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精神旗帜，研究问题和宣传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他强调，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依靠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同努力，而不能只依赖某个特定的主义。
胡适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重新定义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企图将新文化运动引导到纯粹的学术研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路上。
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和他的观点渐渐被边缘化。尽管如此，这场辩论仍然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它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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